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最近全球金融格局发生巨变。
有意思的是，每次金融风险一爆发，大家都非常一致地把矛头指向从业人员，说他们胡作非为庞氏骗局等。当然，独立性要以明确的责任作为前提条件。
第三，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享受了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抚养比不断下降，不过自2010年开始，人口红利已经逆转，老龄化成为一个重大挑战。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策略双轨制其实就是区别对待国企、民企，虽然初衷是维持改革期间的平稳过渡，最终给民企创造更大、更为宽松的发展空间，但事实上，要素市场扭曲特别是抑制性金融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给国企提供变相的补贴。可以从理解金融监管的ABC开始，即金融监管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做。央行通过定向降准和直接注入资金等手段，为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第二，抵押资产，即贷款人将房地产押给银行，获取贷款，这样就降低了银行的风险。
有法不依的原因可能很多，比如能力不足、意愿不高或者干扰过多。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处理不好，都有可能导致改革以来强劲的经济增长的终止。而在这10年中，中国总体而言避免了摔大跟头（当然我们也摔过小跟头），因此，中美的经济实力差距就大幅缩小了。
但如果那些参与金融科技的人过于想挣钱，急于挣快钱，就很容易想通过交易回收自己的投资，甚至赚大钱，这样一来，就容易把加密货币变成数字资产、加密资产。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判别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呢？否则，各方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会强调自己是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为落实这一精神，人民银行在此期间研究和推出了社会融资规模这一统计指标。表面上看，这是国际政治、国家外交等因素直接引发的，但背后可能还是与各国经济增长、经济实力变化高度相关。
但我们观察到，直到1994年之前，以美元标价的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的喇叭口还是在放大。如果出现一些过度投机造成泡沫以至泡沫破裂时，大家就会对这个题目讨论比较多，也比较注重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系。
比如，比特币是不是有对冲QE（量化宽松）的功能？其实，这相当于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和说辞，因为任何一种商品，不光是金融产品，只要有交易就会产生定价需求，也就会催生定价的功能。客观地说，中国在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是做得比较突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实体经济必然要进行研发投入、设备更新、技术工艺提升、产品升级以至新建企业等，在此过程中需要投资，而为这种投资进行的融资服务包括银行提供信贷支持、资本市场融资，也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和金融市场提供的服务，这些都应该视作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比如，我们国内禁止公开开办博彩业，过去有一些省市一直想搞赛马场，但中央始终都不同意。
首先，关于实体经济问题的讨论，多数情况下他们（尤其是华尔街的一些人士）基本上不接茬，你说你的，他们不与你讨论。这些也都是受相关政策取向的影响所致。因此，不仅中国要继续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持之以恒地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件事办好。1994年中国实行汇率改革以后的约10年间，人民币汇率开始稳定并略有升值。
如果根据距离实体经济的远近程度不同，用0-1区间的分布来衡量说明，那么处在1位置上的金融业，至少有三个方面内容：第一是支付体系，没有支付体系，实体经济转不起来，所以，有关支付体系的金融活动可以看作完全是实体经济运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究竟是依据实体经济基本面，还是依据已脱离实体经济基本面的其他指标（如某些国家的股指）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调控。
就像字典中每个形容词都有它的反义形容词一样。原文发表于《比较》第115辑） 进入专题： 金融科技 实体经济 。
在正和博弈中，金融引导投资进入实体经济，比如上市公司融资后搞研发、新设备、新技术、新产品，公司价值提高，市值增加，而且还可能有不错的分红，这样一来，企业和职工得益，市场产品丰富了，投资者也有钱可赚，这就是正和博弈。从这种讨论中，可以看出看待这一问题的角度。第二，从时间的维度看，各方对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关注度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比如，2008年以前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房贷经营机构并不管贷款人的未来收入情况，就提供大笔房贷给他们购买大房子、好房子，而且还可能提供极低的利率，甚至是零利率，而这样的融资行为实际上已经和实体经济脱钩了。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汇率问题。与此相关的还有教育政策，我们在大学、研究生教育学科中部署了相当强的力量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上。
到了201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的时候，美国和中国的GDP分别约为20万亿美元和14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实力只有中国的1.5倍左右。大家知道，最近这些年，由于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的喇叭口缩小得非常明显，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国际关系的紧张气氛。
我们也看到，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基本不提这种联系，认为金融是金融，可以独立运行。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我们指出某些金融科技方面的具体做法可能要注意服务方向的时候，有一些热衷的人士，特别是来自美国的人士强调，金融科技有非常强大、非常有用的定价功能，在风险管理上也有某种特定的对冲功能。
因而在1994—2004年间，中美经济实力的统计差距逐渐缩小，但缩小的幅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如果讨论到有些脱离实体经济的做法和产品可能会引发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又会比较强调这些产品具有定价功能和对冲某些特定风险的功能。
所以，一些金融科技有定价功能、对冲功能，并不能说明它在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中必然处于必要的地位。如果需要融资，应与收入或者预期收入挂钩。总之，在观察和分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上，要注意可持续性，要注重长期效果。这或许就是造成中美差距显著缩小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从长远看，真正能产生长远影响的是资源配置，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观察和分析这一问题。反之，关注和投入就会变弱。
当然，一些人对此有质疑，因为在比较的时候一般都采用美元计价，而以美元计价的国际比较会涉及汇率、价格及其他一些不可比因素，因而也有人主张用PPP（购买力平价）等来衡量，但PPP也是很粗糙的一种对照。而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因为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机会，所以吸引了很多优秀人才从STEM领域转到其他领域。
这期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6～8元，差别不是很大，但两国的经济实力差距显著缩小。而这个因素至少一定程度上源于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各国在这方面的政策取向也是有关系的。
比如在考虑到加密货币创新的时候，中国在诸多分析和讨论上都是围绕和关注如何能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这种创新能为实体经济做出重要贡献，就愿意给予更大关注、投入更多资源进行研发和试点。第三，从不同主体的思考维度看，在观点、概念和用途等多方面存在差别。当然，金融市场交易中也有一些业务主要是为了风险管理，还有一些可能被投机活动利用，对此也可以进行标度，比如，可根据某种金融产品、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联系程度是松还是紧进行0-1区间的标度。从现在看，有一些加密货币要想再回到支付领域可能已经不太适宜了，它已经失去了机会，也不会被大家接受。
与此相对的是，很多发达国家的理解及做法与我们是不太一样的。1、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认识的国际比较 中国历来重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强调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应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
前段时间，我听一位企业家说，赛跑特别是长跑，不在乎一时跑得快慢，关键在于耐力如何，能否持久。比较近年来中美经济规模及其全球占比的变化，可以看出这一差别。
还有一些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的交易，可能离实体经济远一些。它当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经济增长放慢了速度，包括金融体系在内都处于相当困难和苦苦挣扎的阶段，这也是当时提出国企三年脱困、想方设法解决下岗再就业问题等政策口号的背景所在。
